爸爸的故事

总会有一天,你会发现你每天的喜怒挨饿,是如此的渺小。这是爸爸的故事,是36元钱的故事,是我从未见过的爷爷奶奶的故事,更是我的故事。总会有一天,你在拼搏中,等待中,9-5中,会被一种庞大的使命感改变,会被一个故事触碰、刺伤。它如一场梦一样,醒来后,你明白你是有根有底的人,是带着你父母血液的人在前进。这就是历史的重要,一个国家的历史,与我们个人的历史,不可脱离密切的关系。所以中国,为了你,更是为了自己,我发誓我会多读,多认识。我无法永远沉淀在客户,品牌,商业,赚钱,感情,浮躁的心里。我的脚踩的是有根的土壤。我希望你我都是。 -----

当时看到的我母亲的照片,是作为我军官兵下乡搞土改宣传用的。恰好用了我母亲在50年左右在贵州农村搞土改时与一位老乡握手(相片照得很亲切的)的照片。对事不对人。我们自己保留了那张照片(现在当在我哥哥那里),很熟悉的。所以一下认出来了。

我母亲高中17岁参加了在福建南平参加中共地下党。当时,她是学生积极分子,带头搞反饥饿游行,很英勇的。因此而被那里的地下党组织有关同志(其实就是她的老师)看中,发展入了党。入党后最大的一项任务是策反当时国民党驻军的一位连长什么的,希望把部队拉出来起义,但最终未果。后来,福建解放前夕,共产党内武工部和城工部矛盾加剧,前者把后者的领导干部能杀的都杀了。母亲因此没有了组织。福建解放后,城工部的功劳基本一概不算,连党员资格都成了问题。母亲于是参军,随军到了西南。做得主要是宣传工作,大概是文工团之类吧。她在这方面有些才能。于是就有了那张照片。现在已经无法问母亲那张照片的具体来历了。想来是随军记者拍摄的。从开头就是为宣传用的。

母亲后来转业,到贵州省供销社工作。在部队期间,她重新入了党,还立了三等功。1956年,福建城工部事件得到平反,承认城工部是革命的。组织告知母亲,她的党龄从她17岁那年(1947)算起。读过母亲写的东西,这事着实让她激动万分。

母亲在贵州认识了我父亲,一个苏北没落士绅家庭的儿子。他的太祖爷(辈分可能有误)在清末,考中了举人,尽管是备举,但全家因此发了起来。听老人说,中举前这位太祖爷的母亲非常贫困。但后来江苏兴华县城里的大片房子,都属于他的后裔的,分家的结果,有的仍然富裕,有的却败落了。我父亲的父亲,属于非常败落的一支。后者(即我的爷爷)在南京浦口车站谋得一份差事,但似乎仍然不足以养家。我父亲很小就过继给了他父亲的哥哥,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。父亲最高的学历读到了顾祝同在江苏镇江办的江苏学院。但没有毕业,解放了,参了军,一路走到了西南贵州。当时,在那里的中共最高领袖应当是陆定一吧。父亲或许因为有文化,算个知识分子,转业后到贵州省委办公厅工作,是个弄笔杆子的干部。母亲应当就是看中父亲的知识分子身份而嫁给他的。母亲自己没有上过大学,想必是她的终身遗憾。她的哥哥也是我的舅父考取了浙江大学,但因为家境不行(外祖父在南平开店,做小买卖),放弃了。

我的父母后来的命运都背。母亲患上了不治之症红斑性狼疮。起因之一是58年大跃进期间贵阳市大搞卫生,她泡在污泥中干活太久受了感染。此后便久卧病床。父亲则在1964年四清运动期间,带队下乡搞四清,犯了错误,遭到很大的政治压力,抗不住自杀了。改革开放后,贵州省委办公厅就我父亲的自杀做了平反,说当时的极左路线不公正对待,是导致他自杀的原因,肯定了父亲的工作。至于究竟是什么政治压力,四清期间父亲在乡下做了些什么,今天我和我哥哥尚不得而知。

父亲是1964年底去世的。母亲当时已经知道她将不久于人世。于是,她向组织申请回到福建老家。组织批准了。于是,她带着我们兄弟,做了好几天的火车,辗转回到了福州。同行的还有两位她的单位的同志,一路护送回来的。母亲回到福州后,在外祖父家中,没有呆上多久,就住进了医院,此后再也没有离开那里,直到半年多后到了天国。在此期间,她为我们兄弟做了几件事情,这些事情后来让我们的成长,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免于很多苦难,象欧阳那样被打入另类的苦难。我们基本上同当时的中国的孩子们一样,经历着各种各样的变故,唯一不同的是,我们是孤儿。但好在生活在外祖父家里,而且有组织经济上的济养。母亲的单位每个月给我们兄弟共寄来36元钱抚恤金(每人18元)。即便是在文革最混乱之际,也没有丝毫中断。我的外祖父与1969年去世。外婆不是我的母亲的亲生母亲。她的四个儿子(也是我的舅舅)最小的跟我哥哥一样大。家境非常贫困,只靠外婆一人在集体水果店上班挣钱。我们每个月的固定36元收入,对于外婆一家来说也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没有组织上的36元,我们兄弟的命运一定完全不一样。

我的身世决定我对共产党领导的天下,抱有复杂的心情。但总而言之,对这个政权是抱着感恩的态度的。从小我转到国家,共产党确实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最好的政权。毛泽东相对于蒋介石可以这么说,邓小平相对于毛泽东可以这么说。我的身上仍然流动父母的血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