总会有一天，你会发现你每天的喜怒挨饿，是如此的渺小。这是爸爸的故事，是36元钱的故事，是我从未见过的爷爷奶奶的故事，更是我的故事。总会有一天，你在拼搏中，等待中，9-5中，会被一种庞大的使命感改变，会被一个故事触碰、刺伤。它如一场梦一样，醒来后，你明白你是有根有底的人，是带着你父母血液的人在前进。这就是历史的重要，一个国家的历史，与我们个人的历史，不可脱离密切的关系。所以中国，为了你，更是为了自己，我发誓我会多读，多认识。我无法永远沉淀在客户，品牌，商业，赚钱，感情，浮躁的心里。我的脚踩的是有根的土壤。我希望你我都是。
当时看到的我母亲的照片，是作为我军官兵下乡搞土改宣传用的。恰好用了我母亲在50年左右在贵州农村搞土改时与一位老乡握手（相片照得很亲切的）的照片。对事不对人。我们自己保留了那张照片（现在当在我哥哥那里），很熟悉的。所以一下认出来了。
我母亲高中17岁参加了在福建南平参加中共地下党。当时，她是学生积极分子，带头搞反饥饿游行，很英勇的。因此而被那里的地下党组织有关同志（其实就是她的老师）看中，发展入了党。入党后最大的一项任务是策反当时国民党驻军的一位连长什么的，希望把部队拉出来起义，但最终未果。后来，福建解放前夕，共产党内武工部和城工部矛盾加剧，前者把后者的领导干部能杀的都杀了。母亲因此没有了组织。福建解放后，城工部的功劳基本一概不算，连党员资格都成了问题。母亲于是参军，随军到了西南。做得主要是宣传工作，大概是文工团之类吧。她在这方面有些才能。于是就有了那张照片。现在已经无法问母亲那张照片的具体来历了。想来是随军记者拍摄的。从开头就是为宣传用的。
母亲后来转业，到贵州省供销社工作。在部队期间，她重新入了党，还立了三等功。1956年，福建城工部事件得到平反，承认城工部是革命的。组织告知母亲，她的党龄从她17岁那年（1947）算起。读过母亲写的东西，这事着实让她激动万分。
母亲在贵州认识了我父亲，一个苏北没落士绅家庭的儿子。他的太祖爷（辈分可能有误）在清末，考中了举人，尽管是备举，但全家因此发了起来。听老人说，中举前这位太祖爷的母亲非常贫困。但后来江苏兴华县城里的大片房子，都属于他的后裔的，分家的结果，有的仍然富裕，有的却败落了。我父亲的父亲，属于非常败落的一支。后者（即我的爷爷）在南京浦口车站谋得一份差事，但似乎仍然不足以养家。我父亲很小就过继给了他父亲的哥哥，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。父亲最高的学历读到了顾祝同在江苏镇江办的江苏学院。但没有毕业，解放了，参了军，一路走到了西南贵州。当时，在那里的中共最高领袖应当是陆定一吧。父亲或许因为有文化，算个知识分子，转业后到贵州省委办公厅工作，是个弄笔杆子的干部。母亲应当就是看中父亲的知识分子身份而嫁给他的。母亲自己没有上过大学，想必是她的终身遗憾。她的哥哥也是我的舅父考取了浙江大学，但因为家境不行（外祖父在南平开店，做小买卖），放弃了。
我的父母后来的命运都背。母亲患上了不治之症红斑性狼疮。起因之一是58年大跃进期间贵阳市大搞卫生，她泡在污泥中干活太久受了感染。此后便久卧病床。父亲则在1964年四清运动期间，带队下乡搞四清，犯了错误，遭到很大的政治压力，抗不住自杀了。改革开放后，贵州省委办公厅就我父亲的自杀做了平反，说当时的极左路线不公正对待，是导致他自杀的原因，肯定了父亲的工作。至于究竟是什么政治压力，四清期间父亲在乡下做了些什么，今天我和我哥哥尚不得而知。
父亲是1964年底去世的。母亲当时已经知道她将不久于人世。于是，她向组织申请回到福建老家。组织批准了。于是，她带着我们兄弟，做了好几天的火车，辗转回到了福州。同行的还有两位她的单位的同志，一路护送回来的。母亲回到福州后，在外祖父家中，没有呆上多久，就住进了医院，此后再也没有离开那里，直到半年多后到了天国。在此期间，她为我们兄弟做了几件事情，这些事情后来让我们的成长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免于很多苦难，象欧阳那样被打入另类的苦难。我们基本上同当时的中国的孩子们一样，经历着各种各样的变故，唯一不同的是，我们是孤儿。但好在生活在外祖父家里，而且有组织经济上的济养。母亲的单位每个月给我们兄弟共寄来36元钱抚恤金（每人18元）。即便是在文革最混乱之际，也没有丝毫中断。我的外祖父与1969年去世。外婆不是我的母亲的亲生母亲。她的四个儿子（也是我的舅舅）最小的跟我哥哥一样大。家境非常贫困，只靠外婆一人在集体水果店上班挣钱。我们每个月的固定36元收入，对于外婆一家来说也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没有组织上的36元，我们兄弟的命运一定完全不一样。
我的身世决定我对共产党领导的天下，抱有复杂的心情。但总而言之，对这个政权是抱着感恩的态度的。从小我转到国家，共产党确实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最好的政权。毛泽东相对于蒋介石可以这么说，邓小平相对于毛泽东可以这么说。我的身上仍然流动父母的血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