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到胡同，是自打回到北京第一次感受到安宁。很难解释为什么这次回来面对的北京参杂了那么多的不安，不明白，与不切确。20岁的自己大概在嘲笑这一刻的自己 — 终于站稳在京城，却不想与京城看齐。六个月在英国的生活与自己身躯、大脑里的改变通通涌现出来。六个月写不出来的字现在也由大脑里的冲动、繁琐思想而显出。不过我想碰撞也是幸福的，只有在摩擦、碰撞中我们才有成长。六个月每天的摩擦是一个好的例子。现在难得与可怕的安宁状态可以让那些时刻逐渐沉淀。
朋友说，“感觉你变了。Don’t take it the wrong way but, 感觉你现在说话更有条理，更有力度了。也不是说你之前说话无语伦次，就是....” 我的确变了，可是现实，这个世界，却没有与我一起变化。她还是像之前的无厘头，并没有因为我找到了头而更明了。我给了自己四个月的时间写论文、找到自己要生活的地方、找到自己要生活的方式、跑马拉松、做饭、找到自己。可能安宁并不是一种不耐，她是真正的战争。Well, I’m ready. I’m ready for it all.
阿姆斯特丹这雨，在屋顶小房里，感觉是漂在海洋里的小船。因为阿姆斯特丹这雨永远带风。我根本没有领悟到大风车的风是跟这里的天气有关。因为每见到大风车和郁金香的照片只有太阳随伴，哪有这大风大雨？来这里五天，除了第一天的阳光外，之后就一直是雨。大雨大风的有一天小屋子里的玻璃窗直接打碎，我们用ducktape重新把窗户封闭住，但之后还一直嗖嗖的刮着，感觉突然回到19世纪欧洲小说一样。嘉杰说：“所以我喜欢住酒店啊...!" 然而，我们可爱的Airbnb房东帮我们把窗户修好后还亲手做了蔬菜汤，实在太可爱。 太可爱，基本可以适当的形容阿姆斯特丹，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，我看到的可能是这个城市最富有的一部分，而这一部分的美好中，突然让我厌倦了简易的设计，理智的生活，无数的咖啡厅和冰激凌店。我突然想到了北京的无厘头，暴躁，污染，那一切泛滥着“人类不在活着，而是在生存中。” 这种“生存”，是不是反而让我们有能量？而我是不是会永远停留在这两者之间？在中国的雀跃与无奈，在国外安逸与无聊。
无论如何，干点什么吧。带上你的能量，大胆的干点什么吧。
中文基本不用了。 昨天跟妈妈打电话，突然对这个语言产生了陌生感。那些语音从嘴唇掉出来后，似乎是属于一个陌生女人的。是的，不知不觉中，我开始想念中文了。不知道从九岁到十七岁之间是否是忘记了这个语言，但经过二十岁期间的纠缠，我发现我不能没有它了。我想念这些音符，我想念这些形状，更怀念它包含的沧桑和忧伤。
二十出头的时候，中国对于我来说代表着机会、动力、希望。二十岁末的时候，中国代表了脆弱中的希望，历史的沧桑，以及民族的忧伤。政治在这里角色不小，但我已经不被政治困扰。对于中国来说，政治就如小说里面主人公的隐没敌人。没有它，主人公便没有挣扎，小说既没有故事。我们对中国的迷恋其实存在那一丝希望里。可能，只有在这种”state of in-between-ness"我们才能感到生命的动脉和可贵。
不过话题说大了，这里我只想说除了中文以外，我真的什么都不想。我不想念北京的庞大，她的物质，她的直白，她的肤浅，她的堵车，她的雾霾，她的复杂，她的一切切。英国的城市给我带来了想不到的安逸，我爱上这里的灵魂，这里的10个咖啡厅，这里的小书店，这里的雨，这里45分钟便可以达到的英国乡村，但更是爱上这里的单纯与善良。
这种单纯其实很简单，我并不认为英国或者美国的政治是完全单纯、正义的，我只能说这里的人追求着一个好的灵魂，而中国是一个不太允许单纯、善良、“好的灵魂”存在的地方。在中国我们的善良可能会变成笨拙，我们的美丽成为物质，我们的诗歌变成金钱。
昨天与法国朋友聊到了灵魂，聊到了诗歌，许久没有聊到这样的话题。而这位姑娘对这种话题的轻松热爱，以及她那句“我想象中的完美男人是学哲学的吧”让我微笑，也让我心碎。之后我们聊到了的那些诗人：Rimbaud, Baudelaire, Rilke… 那些Wunderer好像做梦一样，突然回到了17岁的身躯。然而，为什么29岁的大女孩不能聊到诗歌？我们的生活又为何永远是如何发财，如果创业？一个姑娘，与她学哲学的爱人，在一起，单单纯纯的，善良的，生活着，又怎样？
我已经不读那些诗人了。最近吸引我的那些作家，是一群其他种族作家，或者女作家。我想，社会让我读了那么多白人，男人的小说，我好歹反抗一些。离开了无聊的Kerouac, Hemingway, Thompson这种反抗作家后，我找到了Anais Nin, Teju Cole, Ha Jin, Jhumpa Lhari,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, Terence Hayes, Paul Beatty, 在他们的故事里，我终于找到了共鸣。
法国姑娘说我们的生活中缺少了灵魂。她不喝咖啡，喜欢瑞典，热爱大自然。我们希望每周末可以上山走走，走走，下一次带上诗歌。
离开了岛屿之后，就开始不安了。也不能说是不安，心倒是平静许多，宝岛藏在脑海里，在梦境般的记忆中徘徊，安逸的让我麻木、迟钝、善良、美好。人真的需要时不时逃离城市。我说的不安是在没有让岛屿渗入肢体前就回到城市后，在黑暗里睁着大眼，聆听在水泥玻璃房里加湿器的哼哼声。嘉杰说，那种白噪音（white noise) 让他感觉他在飞机上，很容易入睡。我没有他那么奇葩，北京的房间让我感到快窒息。iTunes里面没有一首歌可以与岛屿的风、岛屿的鸟相比。
自从岛上归来，我一直在放种种鸟的声音。Songza和虾米的有关鸟的playlist早都被我放了无数次。家里、办公室都被我的鸟音熏陶。就连朋友从我那一句“it was musical," 蹦出来“so there was birds," 都让我惊奇的感叹。Yes yes，我回复说：oh there were birds.
我知道有一天，我一定会住在南国岛上一段时间，只在清晨和夜晚出没。光天化日下岛是游客的天堂，而现实会逼我们找到生存的力量。如果非要我决定，其实清晨、下午3点、与黄昏应是我一天最爱的时刻。清晨用来跑步，呼吸，3点可以小睡，黄昏到海边看下日落，其余的时间把那些该写没写下来的东西记录下来。
就这样，慢慢的，磨削时间，不需要与城市的是是非非攀比。城市自然有它的魅力，不然我不会从可以独立生活的时候就追捧着纽约、然后又恋上北京。这一切也许是自然的。当你17岁在纽约彻夜奔跑、游玩时候，你认为你永远、永远不会厌倦这城市。你不会跟“那些人”（those people）一样，有一天会想搬到加州，去洛杉矶的阳光下懒散着，你会一直在城市里周旋，从上城到下城、从城内到城外。你永远不会厌倦那些饭局、画展、沙龙，那一切一切。
岛屿犹如加州一样，只不过从遥远的西方大陆到了东方的小岛。而它虽然是本国的，但那些历史、那些故事、那些人物，是属于世界的，属于华人儿女的。有关逃港、或移民，爸爸说的那句话是实在的，“那些敢逃跑的人，都是能耐人。”
许多朋友提醒我如今的岛已经商业过度，失去了原有的魅力。更好的形容可能来自于有名的岛上居住者Air夫妇的“迷失－鼓浪屿”一书：
"所以，鼓浪屿是用来怀旧的，用来冥想的，用来，你在那些安静的，花也，树叶开得繁茂的巷弄和院落里，用来对抗今日的嘈杂－－经历过那样的繁华之后，鼓浪屿也显露出了令人痛惜的平庸来，这平庸，使人的平庸，也是时代的平庸。
现在鼓浪屿是封锁起来用来展览，用来赚钱的，原本她是一个有身份，骄傲的大家闺秀，现在开始了涂脂抹粉，搔首弄姿。“
虽然已是涂脂抹粉，但魅力这东西不是那么容易掩盖的。在她的没落、惨败中，仍然有一丝完美、可怜惜的美。希望她有一天可以从大家闺秀、搔首弄姿、晃荡到安逸、沉稳的端重夫人。祝福岛。祝福她难忘的树、鸟、老住宅、海滩、诗、人文，希望他们是永远难忘的。
最后只剩下写了。生存在北京雾霾里的动物们，只可能看到帝都建筑的轮廓，至于关于它的窗外或窗内里的故事，只能留给想象力。有些人认为这是浪漫的，例如永远乐观的他，骑着摩托在被路灯印成橙色的北京夜晚，例如许多有艺术气息的外国人，那些旁观者，来到中国就是为了记录这雾霾。至于剩下的我们，只会发现雾霾原来是生活在这里的隐喻。在这里，你会发现你呆的越长，它就更是一个摸不透的迷。你会学会每天是在与真理做斗争，最后你学会了忍，再最后你变成了仙，隐退江湖。 我不认为这是不好的，我不是那种因为没有“自由”就会飞跑的bleeding heart。中国教会了一定的坚强，也告知了所谓的自由是多么来之不易。就如Angela Merkel长大的东柏林一样，我希望我在中国的这一段时间，教会了我如何去whisper，教会了我真正能说话的时候，一定一定要make it count。
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地方。我很幸运能够可以拥有两个不同的国土。他们的每个伤疤反射了人类的成长与纠纷。